“识字班”母亲

母亲是被大姨带着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母亲叫宋兴环，1932年出生在当时的日照县四面环山的侯家沟村。村人要走出村庄，必须翻越一处陡峭的山崖。那山崖挡住了土匪的袭扰，挡住了村人的目光，也挡住了村人外出的脚步。

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八路军。

母亲比大姨小整十岁。大姨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这个账好算，我母亲是家中5个孩子中间的那一个。

打懂事起，母亲就对大山外的世界好奇心特别重。常问大姨：“大姐，你常外出，给我讲讲山外的事吧。”

大姨抚摸着小妹的头，笑着说：“山外有山、有人。有好多的人。”

母亲就非常渴望像她的姐姐一样，有一天能走出大山。

大姨又说：“那你就快长吧，长大了就能走出大山了。”

母亲不知道长多大是大，她就每天在村里跟着她的大姐。

那时候大姨在村里当妇救会主任。我母亲就用崇拜的眼神看她的大姐，成了大姐的跟班。

大姨不能成天让我母亲跟着她。于是，13岁的母亲进入了村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跑腿送信。有时候还跟在大姨后面，收大姑娘、小媳妇做好的军鞋、棉衣等。

母亲知道大姨整天风风火火地在村里村外忙忙碌碌着，不知道她是一名党员，还是当时附近村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在附近村里主持发展了好多党员。我大舅、二舅、三舅都是在大姨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在市委党校退休的姐姐告诉我，她刚参加工作时填履历表，看到大姨、舅舅等直系亲属都是党员，可骄傲了。

后来，大姨让我母亲进入了村“识字班”。大姨说：“你还小，要好好学习，不能像我一样当一个‘睁眼瞎’，走不远。”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15岁的母亲跟着大姨转移山里，躲避国民党兵和还乡团的追杀。淮海战役开始后，母亲像其他“识字班”一样，一边学习，一边纳鞋底、做军鞋、缝棉被、做棉衣、摊煎饼，做着支前工作，一边动员村里的男子报名参军。母亲还和大姨一样，拉着小推车，随村里人翻山越岭、涉水渡河给队伍送给养。小小年纪的母亲终于走出了大山，见到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特别是看到队伍里还有好多的女孩子，便忘记拉车，追着她们看。

休息的时候，大姨将小妹揽在怀里，一边帮她挑“解放脚”上的水泡，一边问她：“脚上这么多的水泡，还敢走路吗？就坐在车上推着你吧。”

母亲挣脱大姨的胳膊，站起来原地跳了几跳，说：“我是来支前的。要是被你们用车子推着，村人回去一说，我还能和她们一样当兵吗？”母亲指指不远处的女兵，仿佛她和她们就是一支队伍里的人。

说起母亲的“解放脚”，还得感谢共产党。从她懂事起，母亲就被姥姥按在被窝里裹脚，她总是趁姥姥不注意，将裹脚布松开。共产党的队伍来到山沟，鼓励妇女自我解放，母亲那只大脚又恢复了它的天性，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大姨的脚是恢复不过来了，大姨就没能走出山沟。

“你好好学习，再过两年，姐一定送你到队伍上去。”说这话，大姨好像是带兵的。

不到一年，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母亲再次想去当兵，梦想仍然没有实现。1952年11月，日照县的妇联领导来石臼所镇检查工作，看中了伶俐爱学的母亲，对其一番了解，知道她的大姐是侯家沟的妇女主任，便把母亲拉到一边，问：“你愿意跟我们到更远更大的地方去工作吗？”

“当然愿意。”母亲两眼盯着问她话的领导，似乎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大地方的所在。

“你现在就回家拿过年穿的衣服，立即回来，我们带你走。”

母亲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使劲点点头，悄悄回家拿了衣服，瞒着姥姥，只跟大姐说了一声，跟着妇联领导去了日照县。

母亲没上过学，是在“识字班”里识了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能看简单的家书。及至后来有了学习的机会与环境，会写文书了。大姨替小妹高兴。

1953年，母亲又被调到了沂源县，在大众区团委任宣传委员。翌年八月，被团县委推荐，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团校第七期培训班。结束后，又被分配到沂源县三岔区团委，任组织委员。1956年6月入党。

从村里到镇里，母亲还能时常回家，姥姥没觉得不舍；从镇里到县里，在外的时间长了些，大姨能去看看，姥姥也没说啥；两年后母亲又被调到沂源县工作，一年半载见不到我母亲，姥姥就埋怨大姨：“都怨你，让她跟在你身边干就行了，现在好，见不到影了。”

大姨羡慕我母亲外向，像个男孩子：“我要是识几个字，再有你那好腿脚，也早出去了。”就因如此，我大姨在那个山洼里呆了一辈子，我母亲替大姨惋惜了一辈子。

其实，母亲应该替自己惋惜，可她没有。母亲在沂源县认识了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父亲，结婚一年之后有了我大姐。

1961年，国家遇到困难，鼓励干部、工人自告奋勇到农村去。父亲作为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共产党员，在单位是领导干部，便劝我母亲带头。回不去的老家，还有无村可下放的母亲，只能办理了无工资可拿的退休，回归家庭，当起了全职母亲，每月只靠父亲的那点工资养活一家。随着哥哥的出生，生活捉襟见肘。

母亲“退休”了，她学习识字的劲头却越来越足了。遇到不认识的字，等我父亲回到家再问。及至老年，我们仍能看到母亲戴着老花眼镜灯下认真学习的样子。

1962年底，父亲由沂源县调到临沂行署任职。家搬到临沂城，母亲工作难以恢复原职，生活更窘迫了，便决定自己找工作干，挣钱贴补家用。先后在临沂土产部、临沂工农兵饭店工作，最后在临沂红星浴池二次退休。

母亲以二次就业的年限办理了退休，工资少得可怜。有人建议她找组织部门提要求，被父亲阻止了：“这样的人全国少吗？就别再给国家添乱了。”

母亲也没再说啥。

有一次，我问母亲：“你不感到委屈吗？”

母亲说：“你看看你大姨，现在村里啥待遇也没有。再比比那些牺牲了的人，我还有啥委屈的？你以为我的‘识字班’是白上的？”

我和母亲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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