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 微信 客户端
沂水要闻部门传真基层动态法制民生第一书记社区亮点时代人物文化教育金融保险爱心传递企业展播旅游美食健康保健史海钩沉家庭道德沂水文学沂水社区拍客集锦书画收藏精品农业招工信息投资理财美图摄影公示公告

张扣扣案:宣扬血亲复仇是理性的迷失

时间:2018-02-22 17:36:00  来源:沂水新闻网  编辑:庞守臻

    大年三十(2月15日),陕西南郑县一名叫张扣扣的男子持刀杀死一家父子三人。当凶手张扣扣自首后,有人将其行为称作为母报仇的快意恩仇,甚至有人赞其为英雄。

  从目前公开报道来看,张扣扣的杀人行为与报仇有关。张扣扣所说的“仇”,记载在一份判决书上:南郑法院认定,1996年8月27日,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因琐事与王正军等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王正军用一根木棒猛击汪秀萍的头部,汪秀萍当晚身亡。当年,南郑法院一审认定时年17岁的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由其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赔偿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

  这份判决下达22年后,年已35岁的张扣扣,持刀杀害王自新父子三人。张扣扣犯案前,有过参军、打工的经历,有些人遂将其行为描述成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壮举。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壮举,还是一种应予以谴责的暴力犯罪行为?网上的争议仍然很多。目前,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在努力接近事实的真相。也许,只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证据得到呈现,这种舆论争端的烈度才有望降低。

  张扣扣的杀人行为和复仇有关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复仇,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曝光在现代的语境里。

  复仇的情结,不但在人类的文学作品中长久流行,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个现实迷思。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复仇习惯可谓深入人心,复仇特别是血亲复仇曾长期存在。彼时,复仇是家属和族人一个神圣的义务,社会也承认这种复仇的权利。

  在缺乏司法力量维持公正的古代社会,允许私人寻仇不足为怪。《周礼》规定,报仇有法定的手续,也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报仇者只要事先去有关官吏处登记仇人的姓名,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另外,也设有专门调解的官吏。

  随着文化进化,复仇的权利渐渐受到限制。法律机构发达之后,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纷纷收回,私人不再有擅自报仇杀人的权利,杀人也随之成为犯罪行为,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复仇从此被禁止。历史学家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公元前一世纪的法律中就已开始做此努力了。特别是唐、宋以降,法律都一贯禁止复仇。

  中国古代法律除了积极制止复仇外,还有移乡避仇的办法,消极地防止复仇事件的发生。移乡避仇是一种古代的法律规定,其内容为: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履行赦令,又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规定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瞿同祖论及,到明清时,法律虽已无杀人移乡的规定,但清代条例上有凶手遇赦、被害者子孙不许私自寻仇的规定。立法禁止复仇和移乡避仇虽不同,但二者的用意却是殊途同归:一是使无寻仇的机会,一是以法律的力量禁止再向已受到国法制裁的仇人寻仇。由消极避仇到积极禁止复仇的过程,法律对复仇的防范可谓周密细致,这也可以看出国家法律力量的努力和增进。

  不过,虽然法律对复仇严加防范和制裁,但是私自复仇的风气在古代仍然盛行。相比将仇人交由法律程序裁判和惩戒,复仇的热血故事往往更能激动人心。有时,舆论甚至某些有司官吏也对复仇者持同情甚至赞扬态度,从而使得人情伦理与法律时常处于矛盾冲突中。

  在唐代,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复仇案例,引起朝野、舆论的强烈激荡。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杀人大案。原雟州都督府(今四川西昌市)都督张审素的儿子张瑝和张琇,将朝廷大员杨汪杀死于都城,以报父仇。张审素一向清廉正直,却被部下诬告贪赃,朝廷派杨汪前去调查,张审素的下属武将董堂礼激愤之下,擅自杀了诬告者,又以兵丁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其为张审素雪冤。援兵到达,杨汪脱身后,上奏朝廷说张审素谋反。很快,张审素本人被处斩,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二人逃回洛阳,隐名埋姓。一天夜里,二人半路截击已改名杨万顷的杨汪,并用斧头将其杀死。二人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在一副表状里,挂在凶器斧头上。

  二人被官府捉获后,此案轰动洛阳。都城士女纷纷同情张琇兄弟,认为他们为父报仇,堪称孝烈。

  为平息舆论喧哗,朝廷下文以告天下:“国家制定法律,目的在于经久适用,出发点是救济百姓,期望禁止相互的仇杀。如各自都申言自己是履行孝子之志,那遇事谁都不愿让人说自己不孝,辗转相继,相互仇杀就会没完没了。”

  后来,张琇兄弟被依律处死后,时人集资葬其于北邙山。又恐杨汪家人报复来发掘,就作了数处疑冢,让旁人无法找到其坟墓。此件复仇事件就此打住,涉事的两家人定纷止争。

  这只是关于复仇和反复仇的著名历史案例之一。这个案例中,情、理、法的冲突和互动,都值得深思。

  复仇主义之所以如此广泛、持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渊源。不过,即使复仇主义在民间仍然有土壤,对于复仇行为不乏同情者,但是,随着文化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将私人复仇权利让渡于公共司法惩戒,是社会早已达成的共识。

  再回到张扣扣一案。张扣扣杀人后,许多人基于之前张母被王家人所杀一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公传言,褒扬其为孝烈、英雄,但是,到目前为止,根据公开报道来看,这些传言仍然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张扣扣一案的评价,首先还是要基于司法认定的事实,除非有过硬的新的证据出现。

  在古代社会,考虑到当时的宗法传统及国家司法能力的羸弱,允许私人复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只能是法律力有不逮前提下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对于张扣扣杀人案,如果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下,就将自然犯的个案想象为对司法不公的反弹和震慑,可能会把大众带入复仇主义的狂热和道德主义的激愤,这可能既带不来真正的公正和祥和,还会消解公众艰难建立起来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摧毁法律契约和社会进步的共识。

  赞扬血亲复仇,宣扬暴力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迷失和人心的迷思,这是张扣扣案应该带来的反思。

 

 来源:红网 文/鲁柯

分享到: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