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财政文化体系之我见--为什么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布时间:2020-02-25 09:13:00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主席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其间,多位民主人士向毛主席索求诗篇,毛主席手书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相赠。该诗一出,立即引来众人的交口称赞,并马上被刊登在当时重庆的各大报刊,被各界人士争相传诵,在山城引起极大轰动。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诗的气势、气魄之宏伟,志向、意境之远大,评古论今之深刻,遣词、用韵之巧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前无古人的极高境界。重庆一报纸评论说:“绝唱,绝唱,当今人杰非毛公莫属。”

  在重庆各界群众争相传诵赞美毛主席大作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感到大失颜面,决心不能让山沟里来的毛泽东占了上风,就召集许多高水平的御用文人写诗反击。蒋说:“山沟酸秀才,敢在此逞能,一定要打下他的气焰!”这些文人们加班加点,引经据典,搜肠刮肚,使出浑身解数,写了诗词几十篇,但是,没有一首能赶得上毛主席的《沁园春》,也没有一首敢拿到报纸上发表。蒋介石大发雷霆,大骂“娘希匹”,大骂文人无用。蒋的“文胆”陈布雷等人感到冤枉,私下里埋怨:人家毛泽东是自己写的,你也自己写不行吗?两党尚未正式谈判,蒋介石便先失一着,这就是文化的威力。

  蒋介石哪里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诗词,更不是一般文人能写得出,这得有革命家的胆略胸怀、哲学家的思维构想、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文学家的浪漫主义情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那些给国民党拍马溜须的文人们怎会有这样的手笔?

  毛泽东在《沁园春》这首词里既简明又深刻地评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五个人物:秦始皇嬴正、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成吉思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四个人还有些文化,但是“略输、稍逊”,还差一点,但是成吉思汗就差得远了,“只识弯弓射大雕”,只知道攻城略地、屠城杀人。这位世界历史上最为勇敢、最能征战、占领的土地最多、杀人最多的蒙古人首领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是也垮台得最快、最彻底。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六盘山以后,除了在内蒙古草原留下一座陵墓外,他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一无所有。秦始皇还有统一文字、万里长城;汉武帝有独尊儒术、通使西域;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大唐盛世;赵匡胤有宋初的繁荣、文臣治国;成吉思汗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郭沫若说过,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文化就没有一切,因为没有文化就不知历史、不懂谋略,不知人之智慧全部来自前人的创造积累和今人的活学活用,就不会有传承、有创造。悲哉,天之骄子,乃天下最可怜可恨之人。

  蒋介石对毛主席发表这首词很有意见,认为毛主席看不起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一代天骄”都“只识弯弓射大雕”,都被他看不起,都“俱往矣”,在他眼里我蒋介石算老几?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重庆谈判,有几句非常中肯的评论:蒋与毛比,确实没有文化。蒋虽然号称尊孔读经,虽然自称是王阳明的信徒,又是天主教徒,但其所做所为恰恰背离了儒家以民为本、光明正大和“致良知”的教诲,他靠阴谋夺权,靠杀人立威,靠宗派谋利,靠特务活动排除异己,靠家族垄断发财发家,他什么都得到了,就是没有得到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铁律,他违反了。

  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信仰共产主义,虽然批判儒家学说,但其实际作为却没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共产主义虽然遥远,虽然渺茫,但作为理想没有错,它和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一个意思。毛主席的文章中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都源自儒家的仁爱和民本思想。他的立党宗旨、军队纪律、土地改革、北上抗日、统一战线都极得民心,他是真正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真谛。所以,毛泽东思想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共产党最懂得“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淮海战役,60万解放军战士参战,300万民工支前服务,“一尺布做军鞋,一碗米做军粮,一个儿子送战场”,这就是民心。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军战士是吃着山东老百姓的煎饼卷大葱打了胜仗的。这就是民心。

  一百万小米加步枪的“共军”,用了不到三年时间打败了全副美式装备、拥有飞机大炮的800万国军,你怎么理解?这当然不是武器的胜利,这是“以民为本”的胜利,民心的胜利!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全才、天才。他是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毛泽东的智慧从哪里来?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到外国留学;蒋介石上过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周恩来去过法国、日本,朱德去过德国,林彪上过黄埔军校,陈毅上过大学。他们当中无一人能与毛泽东相比。毛泽东的天才和智慧就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读遍了中国的古代书籍,那批语、批注密密麻麻,他最广泛最深入地吸取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营养。毛泽东曾给郭沫若说,“我一生唯以书相伴,以诗为友,书中有雄兵百万,有妙计万千”。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源泉,我们一定要学习传统文化。

  习总书记说,当代人类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和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号称“经营之圣”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说,以现代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早已发生了质变,它抛弃了早期资本主义“为他人、为世人”的精神,变为以人的欲望为原动力,希望用尽可能轻松的办法获取利润。他们利用自己的才智和意志,为满足无穷无尽的利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鬼迷心窍。

  他们既要多赚钱,又要赚得轻松舒服,他们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强度的企业推向国外,剥削着他国廉价的劳动力,耗费着他国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着他国的环境、空气,自己有享受着他国的低价进口商品,还呼吸着新鲜空气。

  他们在国外大量发行国债,无节制地“量化宽松”,不断制造出花样翻新的“雷曼危机”式的金融产品,利用美元的特权,向他国转嫁危机,要全世界替他还账,也让他本国人民的子孙替他们还债。

  他们的CEO们,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头目们,把公司的管理搞得一团糟,甚至巨额亏损,迫使公共资金不断注入,而他们却恬不知耻地拿着巨额报酬,导致百分之一的富豪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引发了占领华尔街那样大规模的、可能会不断发生的抗议运动。

  他们美国人,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奢侈无度地生活,无所顾忌地消费着各类资源,如果听任美国这样发展下去,多少年之后,光一个美国就需要七个地球的资源。就连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都说,“金融资本主义中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乃是世界紧张和纷争的温床。”

  可怕的是,这种危险的理念和趋势正在向全世界蔓延。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大量地丢弃,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浪费资源,这样发展下去,等到中国印度两国25亿人也达到美国现有生活标准的时候,得有几个地球才能负担得起呢?到时候人们真能迁到别的星球?

  要解决上面的问题,只有转换生活方式,转换经济方式,而要实现这两个转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人们的心灵的转换,经营者道德观念的转换,必须对深陷利己主义泥坑的资本主义经营轨道进行修正。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中国的老子这位先贤,他早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如果无节制、无休止地利用自然、奴役自然、破坏自然,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习总书记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问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易经》);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蕴藏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极为深刻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都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调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提供十分有益的启迪、启发、启示。

  习近平还说,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公民,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中华文化源源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只有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这样说来,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智慧的宝库、力量的源泉。朱熹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活水”和“源头”。

  我们今天的财政干部,不是文人学者,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高官巨贾,没有能力、没有时间系统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但是,我们要做人,要正确做人,要做有信仰、有价值、有智慧、有担当、有奉献的人。那么,信仰从何而来?智慧从何而来?就必须认真地挤出时间和精力好好地学一点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是中国人,在我们的身上不能没有民族的血液,不能没有民族的灵魂,不能没有民族的脊梁。何况,们的财政干部正在和将要成为一个单位、一个科室的负责人或者业务带头人,就更有学习的必要了。

  记得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专家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情况、心理状态、思维趋向、生活环境总结了十大焦虑或称烦恼:为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而烦恼;为寻找更低付出更高收入和更加体面的工作而烦恼;为更换更高档的房子、车子和家居摆设而烦恼;④为夫妻不和、婚姻破裂、再婚再嫁而烦恼;⑤为赡养老人、看护病人而烦恼;⑥为培养子女、望子成龙而烦恼;⑦为婆媳不睦、岳婿不和而烦恼;⑧为成为剩男剩女、宅男宅女而烦恼;⑨为前夫、前妻、前恋人、情人、继子女所造成的后遗症而烦恼;⑩为没完没了的节日、生日而烦恼。

  在有的青年小家庭里,买什么样的车子、房子和家具要争论,双方父母资助的钱多钱少要争论,过春节到谁的父母家里要争论,给双方老人买什么样的礼品要争论,拜年的时候磕头不磕头要争论,清明节是回家扫墓还是外出踏青要争论,生了小孩随谁的姓氏要争论,孩子上学由哪边的老人接送要争论,继承父母的房子用谁的名字过户要争论,情人节忘了买朵玫瑰花要争论,愚人节忘了开个玩笑要争论,牙膏怎么捏、牙刷怎么放要争论。没完没了、硝烟不断的争论,使小事变大事,好事变坏事,亲情变仇恨。争到最后,分了手,离了婚,孩子变成孤儿,或者跟了后娘,或者扔给年迈的老人。所谓追求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由的高离婚率的统计数字上,浸透着万千孤儿、流浪儿、离异家庭儿的斑斑血泪。当有些人重组家庭、另寻新欢、又入洞房的时候,他们原来的亲骨肉也许正在垃圾堆里捡拾剩饭,也许正在睡梦里哭喊爸爸妈妈,也许正在后爹后娘的虐待下遍体鳞伤,也许变成了铁窗里的少年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青年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孩子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幸?这是因为在一些人的身上,传统文化断层了,良知、美德的缺失了,仁爱、包容精神丢弃了,是因为个人私欲的膨胀、道德伦理的沧丧,是因为资本主义物质金钱至上、个人自由主义至上的精神鸦片的毒害,使有些人迷失了做人的价值和方向。怎么办呢?还是要到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寻求智慧、治疗精神的创伤,治疗他们的文化贫血症、道德缺失症、私欲膨胀症、心胸狭窄症、因小失大的糊涂症。

  统计资料表明,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企业发展情况,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七至八年;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不到七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当初建厂开张的时候,哪个企业不是风风火火、雄心勃勃?为什么那么快寿终正寝了呢?

  除了政策性因素、国内国外大环境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营者的道德、宗旨、理念出了问题或者说企业文化出了偏差。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上分析说,多年来,许多企业因中“十毒”而倒闭。这“十毒”是造假售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非法集资、骗贷骗税、勾结贪官、污染环境、挥霍过度、急功近利、股东内讧。这“十毒”条条都是因经营者的道德问题所造成。如果他们当初能够以人为本、慈心爱人、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团结和谐、立足长远、居安思危,怎会有后来的悲惨下场?

  要说讲诚信,当年的晋商,特别是晋商中的钱庄票号值得称道:千里跑马送帐,百人走镖护银,十道管卡防假,倾家荡产补损,天下票号属日昌,天下无晋不成商。这种诚信、严谨的美名传遍全国。

  要说讲文化、讲慈善,当年的徽商是榜样。先读经书后经商,挣钱回家办学堂,富家有钱开学塾,穷家子弟也读书,生下孩子不上学,不如墙外养头猪。现在到江西婺源一带(此地原属徽州)看古民居仍然可以看到,家家词对联,户户诗屏风,“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远”、“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一类联句随处可见。郭沫若曾经说:徽商,大多是很有学问的文人。他们以儒道经商,以经商兴学,以兴学济贫,以济贫为善,功莫大焉,德莫大焉。徽商之德荫庇子孙,故徽州人才辈出。例如:江泽民、胡锦涛、胡雪岩、毕升、朱熹、詹天佑、陶行知、胡适其祖籍均为黄山周围一带。

  中国有三大人才圈。一个是徽州地区即今皖南赣北一带,一个是太湖钱塘江人才圈,即今苏南浙北一带,就是王阳明、鲁迅、蔡元培、马寅初、竺可桢、秋瑾、蒋介石、周培源、徐悲鸿、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钱其琛、钱正英等人的老家。一个是湖湘人才圈,就是洞庭湖畔湘江两岸,就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曾国藩等人的故乡。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凡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达且重文兴学蔚为风气的地方必然人才辈出,而且其人才从商必有巨富,从文必有大家,从军必有将帅,从工(科技)必有盖世奇才,治国必有经世之伟业,盖因其积淀汲取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无穷智慧。

  最近,在和一些企业界人士交谈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感到现在的企业管理越来越难了,招工越来越难了,想留住优秀的人才越来越难了,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是实际情况,也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是“一职难求,给钱就干”;九十年代是“有所选择,钱多就干”;零零年代是“活不能太累,钱不能太少,工资不能拖欠,要有休闲娱乐时间”;一零年代是“工作要轻松,休息有保证,团队讲感情,领导要公平,工资中上等,吃住玩一条龙”。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企业管理就必须上台阶了,就必须以人为本、以心为本,搞人文管理、心理管理、感情管理、平衡管理了。要成功实行这一套管理,除了深入学习现代管理的理论、方法,还需要到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吸取智慧和营养,尤其要懂得仁者爱人、以德服人、和谐共生、中庸中和、知行合一、身先士卒这些最基本的哲学和理念,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大道理上做文章。且不说“治”和“平”,光搞好“修身”,就是修好自己的品德、摆齐自己的团队,就要狠下一番功夫了。什么是修身?修身就是正确做人。什么叫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大家庭式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传承又与现代管理接轨的先进文化正当其时。

  说到企业的转型,理论界和企业界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认为无论是企业的战略转型,还是经营模式的变革,还是组织架构的调整,都必须依赖于企业的正确的、清晰的信仰、信念和文化体系。企业的转型升级表面上看是技术、生产的进步和发展,而从深层次上看,是文化、信仰与理念的升级。精神的高度决定了一个老板、一个团队和一个企业的高度。一个有出息、有远见的企业,要趁转型之机,赶快确立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国情民情、符合民族文化道德传统的信仰和理念,赶快从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热衷于挣大钱挣快钱的误区中走出来,以人为本,以仁为本,文化引领,信仰驱动,深谋远虑,树立光明正大、经营济世的、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今后的发展趋势,企业家要做新时代的儒商,要做企业文人、企业教育家、企业哲学家、企业思想家和企业文化的布道者,做21世纪“新商业文明”的创造者。

  现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已渐成风气。解决文化贫血、道德滑坡、精神缺失的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和全社会,特别是宣传、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作为财政部门,承担着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配置资源、调节分配收入、调控经济和监督管理等重要职能,理应站在构建新型财政文化的制高点上。

  财政文化应当包括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层面;制度(行为)文化是组织精神、组织价值观的动态反映;而物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最外层,是无形文化的有形表现。其作用一是灵魂导向作用。财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指潜移默化的使财政人接受共同的价值观,把思想、行为引导到实现财政事业的目标上来。二是团队凝聚作用。财政文化的凝聚作用主要是通过塑造财政人员积极向上的共同的价值观,在财政人员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内在的、深层的的心理目标和精神力量,使广大财政人员的思想、行为自觉地统一到积极工作的总体目标上来,从而在财政人之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行为约束作用。财政文化对财政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财政文化的约束不是制度式的硬约束,而是一种软约束。这种约束产生于财政部门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习俗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财政人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行为的自我控制。四是振兴激励作用。当财政人从内心认可财政部门共同的价值观时,他们必定会为实现财政部门的共同目标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工作,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财政人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五是形象美化作用。优秀的财政文化向社会大众展示着财政部门成功的管理风格、良好的运营状况和高尚的精神风貌,从而为财政部门塑造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信誉,扩大影响,是财政部门巨大的无形资产。

  不要认为传统文化学不学无关紧要,不要认为传统文化枯燥无味、深奥难懂、学不会记不住,不要认为学习传统文化影响工作、影响休息,是个负担。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意义,还没有领会它的含义和真谛,还没有尝到学习的甜头。读经可以明事理,修身心,知忠义;读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善恶;学诗赋可以壮心志,舒胸臆,陶冶情操,启迪灵感,净化灵魂,升华气质。当你倾心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廊中徜徉、品味、吸吮、体会的时候,一定会被古圣、先贤、仁人、志士的哲理、智慧、谋略、品格所折服,所感染。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取自苏轼的《和董传留别》,是说高雅不凡的气质源于书香的熏染,豁达昂扬的气度来自诗赋的启迪。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北宋诗人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言语无味。”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养成气质,关乎命运。”

  中华民族不容许丢掉自己的国土、江山、财富和物质家园,也绝不容许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血脉和精神家园。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引领先进科学技术并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起来的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复兴中华伟业作出积极贡献。

  王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