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人民不喜欢发牢骚，喜欢真干。“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国已经到了最不要脸的时代”这样的“精彩”词汇和句子，他们是编不出来的。他们也许困惑过，苦恼过，但是一直在奋斗，在思考。在1996年率先脱贫之后，他们已经快速行进在“全国先进城市”的行列里。
　　毫无疑问，“先进”的背后必然有“文明”。“快速”的后边，一定有强大的“先进力”。文明之花，开在每一个踏踏实实的脚印里；繁荣之景，一定首先绚烂于每一个人的心头。
　　我在临沂的这两天，虽然是走马观花，还是看到了这些“文明”和“繁荣”背后的必然性。
　　临沂市兰山区华夏村，是一个不再有耕地的农村。“农民”也不是“村民”，改称“居民”了。“居民”们外出打工的很少，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靠近城市，很多村办企业红红火火。这些企业除了提供就业岗位，还提供了一份优厚的“居民福利”。这福利让华夏村的居民享受到了“国富民不穷”的快乐。
　　他们有个有趣的“居民品德档案”：一年当中，谁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坏事，都会被专职人员记录在档。这“档案”不为了奖励或者惩罚，只为了年底“张榜”，让大家来看一看。看看就看看，不看白不看，看了有盘算。是非善恶，真假美丑，有了这个貌似力度不大的“榜”，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给这个“榜”的解读是：唤醒人们日渐模糊的羞耻感，培养大家健康的荣誉观，让没个村民都学会自尊自爱，在人的灵魂深处寻找比金钱、比利诱、比惩罚更加有效的东西。人的自我管理是最难的，我觉得从人的内心深处寻找方案，可以“防患于未然”，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全国文明城市”不能缺了先进的文化，也不能只消耗和追踪别人现成的东西，能够给这个时代贡献点新鲜的，才是最重要的。我建议，这个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居民品德档案”的做法，可以命名为“华夏模式”，全国推广。

　　在河东区白沙埠中心小学，我看到了另一个让人“惊艳”的现象。他们名之为“乡村少年宫”的地方，其实是一个中心小学。不是城市里的一栋房子，而是一个庞大的校园。这个校园除了正常的教学，还肩负着为周围的校外乡村少年提供精神服务的任务。这个学校抓住了传统文化的一个点——孝，算是执了牛耳，抓了关键。他们认为“百善孝为先，不孝狗不如”。“忠孝”“廉耻”是对古代官员的基本要求，他们觉得现在的孩子也要修炼这一点。对父母不孝，就不可能对国家忠诚；不忠不孝的人，也就不可能成为清正廉洁、洁身自爱的官员。“二十四孝”的故事，临沂地区占了7个。正巧，“卧冰求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校园里。那条王祥用温暖的身体融化坚冰、为病母求得金鲤的小河，就在校园里缓缓流过。

　　这与其说是“天助我也”的素质教育素材，勿宁说是学校领导有意为之的文化建设工程。因为除了重视孝悌，在这所乡村少年宫里，重视社会实践，尊重学生选择，鼓励个性张扬，擅长寓教于乐等等方式方法，无不体现着一个有责任心的教育领导在传承传统美德、发扬优秀文化，创造新的精神财富方面作出的努力。这努力是扎扎实实的，不声不响的；是既能够仰望星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漫步于在河东区白沙埠乡村少年宫里，感受体会他们以孝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很自然的，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名人故事：
　　著名电视主持人杨澜曾经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崔琦教授。崔琦教授出生在河南农村，l0岁才到香港上小学。杨澜的采访提纲中有个提问：“如果你妈妈没有送你到香港你会怎么样？”杨澜以为崔琦肯定会说“感谢我妈妈把把我送到香港读书，使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之类。崔琦的回答完全出乎杨澜意料，他说：“我宁愿妈妈没送我出来。在农村独生儿子很重要，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一字不识，但我的父母或许不至于饿死。”因为崔琦的父母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杨澜说，以前采访成功人士只关注他们成功的经历，很少关注他们“人的经历”。

　　 也许，我们的教育真的首先要有“人性关怀”，不应当使学生为了所谓成功成名、光鲜荣耀而忽视了亲情。这一点白沙埠乡村少年宫的“校长”邵泽国先生说的很清楚：“我们的孝，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通人性，让孩子回归到‘人’的位置上来，而不仅仅是考试拿分的工具，追逐功名利禄的‘超人’。我们培养的是正常的健康的公民。”
　　在革命老区沂蒙山，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复苏，这是不难发现的。会不会孕育出引领潮流传之久远的先进文化呢？我很期待。
　　因为，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高楼林立、道路通畅、小区整洁固然很重要，但是这些“表象”下面的灵魂性质的东西，才是维系“国运康泰”的根本所在。